作者 李元萌、施宥旭／國立台南二中
一、研究動機
古代詩人常因主觀心情的劇變，使得客觀時間或空間的描述產生放大或縮小的意象，用以類比其喜怒哀樂的轉折。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，即因李白獲赦後喜悅至極，而感覺時間變短；「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一萬重」，乃因詩人在送別友人時，對其日後的旅途而感覺距離的拉長；「似將海水添宮漏，共滴長門一夜長」則描寫女子因思念之情而對夜晚感覺格外漫長。
在高中國文〈師說〉一課中認識韓愈，藉由欣賞詩詞更讓我們了解他人生中的挫折與難難關，在〈瀧吏〉、〈食曲河驛〉、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〉、〈過始興江口感懷〉……等詩中，皆描繪其貶謫途中之感，尤在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〉中，刻劃其剛被貶謫的抑鬱之情，我們也對詩中空間與時間的真實度感到好奇，遂以其生平與貶謫途中的地理位置，深入探討並進行研究。
我們將從幾首詩中提及關鍵的數字，進行研究並分析其空間、時間的真實性：
- 韓愈的貶謫路途十分遙遠，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〉中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州路八千」一句，不禁讓人想一探是否真如詩中所寫從長安城到潮州長達八千里呢？韓愈是否真能在一日之間到達這潮濕蒸鬱，暗無天日的潮州呢？
- 「我今罪重無歸望，直去長安路八千。」韓愈在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〉中亦提及「路八千」，這樣的關聯是與上首詩巧合嗎？
- 〈瀧吏〉一詩中「下此三千里，有州始名潮。」究竟是否自昌樂瀧至潮州真要三千里呢？
二、故事背景
貶謫文化讓中國文學史更添色彩，作家余秋雨在《文化苦旅》一書中認為：「詩人被貶到外頭，失了寵，摔了跤，只好與山水親熱，這樣一來，文章有了，詩詞也有了，而且往往寫的不錯。」也因為貶謫路途的遙遠，跋山涉水，所到之處無不是蠻荒之地，生活極其困頓，憂憤之下才能寫出流傳千古的作品。而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的韓愈亦是如此，元和十四年，唐憲宗派使者往鳳翔迎佛骨進宮中，供奉三日後送寺。韓愈毅然決然上呈〈諫迎佛骨表〉，內容提及歷代信佛的帝王大都「運祚不長」，要求將佛骨「投諸水火，永絕根本，斷天下之疑，絕後代之惑」遂引起皇帝震怒；但在崔群及國戚貴人為他說情之下，改貶潮州刺史。潮州位於廣東沿海，唐朝時尚未開發，韓愈長途跋涉，奔走任所，值藍關（今陝西省一帶）時逢大雪，人與馬早已疲倦，心中感到痛苦和絕望。還好其姪韓湘的勸慰，心情才稍為好轉，寫下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〉這首流傳千古的詩。
三、研究內容
路程的巨大數字，雖有可能使用誇飾筆法，但仍令人好奇，其實際的空間距離有多少？需花費的時程多少？是否為刻意放大？
（一）距離的演算
首先，我們以距離來探討韓愈這短艱苦的貶謫歲月。韓愈因〈諫迎佛骨表〉被貶，自唐代政治中心長安出發，依下列詩詞分析，陸續經過藍田關、武關西、曲河驛、楚昭王廟、昌樂瀧、始興江及潮州市。
唐代以唐太宗李世民的雙步（左右腳各跨一步）為距離單位的標準，叫作「步」，並規定三百步為一里，一里為 454.2 公尺。一「步」的五分之一為一尺。唐代一尺相對於現在約0.303 米，一里換算約 454.2 公尺。
依照唐代古地圖所示，比例尺為 1：21,000,000，試計算各段路程的直線距離。(如表一)【公式：地圖上的距離（公分）×比例尺（1：21,000,000）÷100,000＝實際上的距離（公里）】
1.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〉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州路八千。欲為聖明除弊事，肯將衰朽惜殘年。
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
本詩是在韓愈貶潮州時，自潮州出藍關時之作，可見其剛被貶謫時憂憤怨恨之心。由上述資料得知，這段路程的總距離約為 3534.3 公里（＝3534300 公尺），即 3534300÷454.2＝7781.37里，故韓愈在詩中所提及的八千里與實際距離相去不遠。
2.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〉
嗟爾戎人莫慘然，湖南地近保生全。我今罪重無歸望，直去長安路八千。
此詩為韓愈謫潮州，途經武關西而作之。依唐朝古制，西邊所擒之蕃囚，皆會發配至南方且不會被殺戮。而韓愈在南貶途中，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時，遇到一群發配湖南的蕃囚，感懷自己因言論不敬、冒犯帝王，被遠貶至瘴癘之鄉，覺得不如「蕃囚」，心情沉痛抑鬱，有感而作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〉，也因為受到如此大的打擊，詩中才會用八千里一詞來說明自身的境遇。由上述資料可知，自武關西至潮州距離約 3315.9 公里（＝3315900 公尺），即3315900÷454.2＝7300.53 里，與詩中「直去長安路八千」相去不遠。
3.〈瀧吏〉（節錄）
南行逾六旬，始下昌樂瀧。險惡不可狀，船石相舂撞。
下此三千里，有州始名潮。惡溪瘴毒聚，雷電常洶洶。
鱷魚大於船，牙眼怖殺儂。州南數十里，有海無天地。
潮州雖云遠，雖惡不可過。於身實已多，敢不持自賀。
韓愈赴潮州途中所作，聞潮州瘴癘之地，此種痛苦抑鬱的心情清楚呈現在此詩。
韓愈自昌樂瀧至潮州仍有約 1963.5 公里（＝1963500 公尺），即 1963500÷454.2＝4322.98 里，與其三千里之敘述有落差，推究原因可能是因連續六十天的「南行」，離長安愈來愈遠，驚怖之情愈增，故感覺離潮州十分接近。
（二）時間的計算
接著，我們利用幾項唐代的主要交通工具(馬車、牛車)計算其速率與時間，並檢驗合理性；再綜合現代的交通工具，討論如何才可使這八千里在半天內迅速抵達。
我們分析古代的交通工具，並計算出其速率與所需時間（如表二），由此得知，韓愈自長安城至潮州的這段路程至少需 3.5 天，故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州路八千」所描寫的時間是不合理的。再比較現代各種交通工具，並計算出其速率與所需時間（如表三），由此得知，韓愈若身處現代，應搭乘飛機或高鐵，才能如詩中所寫的在半天的時間內抵達潮州。
四、結論
韓愈在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〉詩中，藉由「路八千」營造距離之遙以及「朝奏」、「夕貶」的用詞，刻劃出時間壓迫的侷促感；在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〉詩中，韓愈以八千里之遙凸顯自身遭遇不如蕃囚，再加上是貶謫途中的第二站，故距離尚無誇大之詞；在〈瀧吏〉詩中因貶謫之途越來越接近潮州，憂憤之情油然而生，故恐懼感愈增，感覺離貶謫地潮州十分接近，距離因而縮短，感到迫促。正如「朝為青雲士，暮作白首囚」（韓愈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〉）所寫，韓愈真切敘述貶謫後的痛苦之情，字裡行間流露出憤恨之情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再根據我們分析、驗算後，發現詩中對於空間（距離）的描寫並無誇大其詞，但在時間的描述明顯不符古代交通工具之性能。這也證明對客觀時間或空間的感受，常因作者當下主觀的生活際遇與心情，產生放大或縮小的情形，而這種變化也加深了文學的趣味性。